陳永偉/文

20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在某平臺大廠擔任高管的朋友邀我去他的辦公室聊天，他信心滿滿地和我憧憬中國平臺經濟的未來?；乜?020年，中國的平臺經濟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生機勃勃、勢不可擋。僅看頭部企業的市值：2020年10月，阿里巴巴的市值曾一躍沖上8300多億美元，如果算上這時還同為“阿里系”的螞蟻金服的估值，那么整個阿里體系的總價值就已經和亞馬遜相差無幾了（當時亞馬遜的市值約為1.5萬億美元）。在同一時間，騰訊的市值約為5.6萬億港元，約合8200億美元，已經將經常和它拿來作比較的那位美國同行——臉書甩在了身后（當時臉書的市值在7500億美元左右）。美團當時的市值是1.6萬億港元，約合2300多億美元；京東和拼多多的市值都在1200億美元左右；神秘的字節跳動雖然一直沒有上市，但市場上對其的估值據說已經達到了2500億美元，甚至更高。如果考慮到國際化潛力等因素，那么在當時那個時間點上，幾乎所有觀察者都會作出和我那位朋友類似的判斷，即中國的平臺經濟超過美國幾乎是定局。

但是，正如網上的一句流行語說的那樣：“如果不出意外，一定會出意外”。僅僅在一個月后，就出現了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事件。隨后，國家關于平臺經濟的監管政策就開始由松變緊。反壟斷、行業監管、行業整改接踵而至。如此密集的政策組合拳，著實打了習慣于“野蠻生長”的平臺企業們一個措手不及。加之疫情、宏觀經濟、中美貿易戰等因素的疊加影響，中國平臺經濟過去那種不可阻擋的上漲趨勢被打破了。在此后的一年多里，幾乎所有中國平臺企業的市值和估值都經歷了斷崖式的下跌。

在中國的平臺企業市值暴跌的同時，美國的平臺巨頭們卻經歷了一波高歌猛進式的增長。在著名的GAFA組合中，蘋果走勢最為強勁，其市值甚至一度突破了3萬億美元，緊跟其后的谷歌和亞馬遜市值也都曾逼近2萬億美元，就連GAFA中最弱的臉書，其市值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于1萬億美元以上。當然，美國平臺企業的這一波增長有很多獨特的成因，比如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美國收緊了貨幣政策后，這些大型平臺企業的估值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挫。但即使考慮了如上因素，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過去的一年多里，中美平臺企業的市值對比不僅沒有縮小，還出現了急速的擴大。

好在凡事總有否極泰來，關于平臺的政策迎來了新的調整。在去年7月份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集中推出一批“綠燈”投資案例。這個提法釋放的政策信號是明顯的，即從總體上看，國家對平臺的作用還是肯定的，對其規范健康持續發展也很重視。到了年末，這種政策信號就進一步明確了。在12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平臺經濟和平臺企業的地位與作用給予充分肯定。會議指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在國家層面的態度明確之后，各種政策利好和政策信號也接踵而來。

2022年12月18日，剛剛上任的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就視察了阿里巴巴。由于在過去兩年的專項整改中，阿里巴巴一直是重點整改對象，因此易書記的這次視察被很多評論人士解讀為官方認可對平臺的整改結果，并將重新支持平臺發展的一個強烈信號。

1月7日，螞蟻金服對外宣布了公司治理的整改結果，表示“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股東單一或共同控制螞蟻集團的情形。”同一天，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就在訪談中表示，“14家平臺企業金融業務專項整改已經基本完成，少數遺留問題也正在抓緊解決。”

由于對螞蟻金服和平臺金融業務的整改是整個平臺專項整治的開端和重點，因此以上兩個事件被人們認為是對平臺的治理即將從專項整改過渡到常態化監管的一個標志。

1月1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團舉行了全面深化戰略合作協議的簽約儀式。如果說，先前的領導視察等動作還只是相對務虛的表態的話，那么這個合作的達成就是實打實的支持舉動。

類似的新聞報道還有很多。綜合這些信息，至少從政策層面上看，國家的態度已經很明確地從嚴監管轉向了大力支持。那么，在各方政策利好的加持之下，中國的平臺企業究竟能否重拾兩年前那如虹的氣勢，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再現從前的輝煌呢？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平臺企業需要從哪些方面進行努力，而政府又需要從哪些方面加強引導和支持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在過去的兩年當中，整個市場環境發生了哪些改變。

兩年之間，變了什么？

如果我們簡要復盤一下2020年之前中國的平臺經濟能夠高速增長的原因，那么以下兩個因素可能是最為關鍵的：

第一個原因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整合性較高的市場。我們知道，對于平臺企業來講，網絡外部性是決定其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如果一個企業選擇了平臺這種商業模式，那么它首先必須突破一個客戶的臨界點，在實現這一目標之后，網絡外部性就會驅使其用戶數量不斷增加，直到達到那個由市場容量和競爭水平決定的用戶上界。如果在有了充足的客戶之后，這個模式可以為企業帶來充分的盈利（這種盈利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那么這個模式就是成功的。

按照上述標準去審視國內外平臺企業的成敗，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平臺企業的成功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國的人口優勢和市場整合性。舉例來說，一個電商平臺要維持運營，其對客戶量的最低要求可能要達到幾百萬。這在中國并不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對很多其他國家來說，就并不那么容易實現。比如，在歐洲的很多國家，其人口可能才一百多萬；而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雖然人口眾多，但各地的語言、風俗有巨大差異。明白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平臺企業的很多業務是從海外“借鑒”過來的，但卻能做到比海外還成功。這并不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家一定厲害，而是中國的市場特征確實適宜。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后發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平臺企業在推廣相關的商業活動時能迅速得到用戶的認可，恰恰是由于在某些基礎設施和業務上發展的落后。舉例來說，支付寶的最早提出是為了解決中國辦理信用卡困難，因而在線轉賬困難的問題。不料，這成為了中國移動支付后來居上的契機。而相比之下，歐美用戶由于信用卡使用較為普及，因此雖然歐美公司早已發明了移動支付，但其普及率卻一直很難和中國相比。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對于新的商業模式都是保持非常包容審慎的態度。在對一些新業態、新模式看不清楚時，通常會選擇“讓子彈飛一會兒”。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很多在國外難以市場化的技術和模式，可以在中國暢通無阻。一個例子是互聯網金融。在國外，對金融行業的監管非常嚴格，一個企業要從事與金融相關的業務需要經過大量的審批。而相比之下，中國的很多平臺企業在進軍金融業務時，基本沒有遇到什么實質性的制度障礙。另一個例子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這兩樣技術的發展是嚴重依賴于數據獲取的。在國外，尤其是歐洲，由于對個人數據和隱私的保護非常嚴格，所以相關企業在發展類似技術時必須十分小心。而相比之下，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類似問題幾乎沒有限制，因此平臺巨頭們不僅可以堂而皇之地進行相關發展，還可以在公開場合向人們宣揚用隱私換便利的合理性。

那么，在中國的平臺企業結束了兩年徘徊，準備再出發的時候，以上這些曾經支撐它們增長的因素是否發生了改變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人口和市場因素。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調查，2021年末，中國互聯網使用人數為10.32億。支撐中國平臺企業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已經接近了尾聲。這一點通過獲客成本要看得更加清楚：以電商的后起之秀拼多多為例，據第三方調查機構估算，在2016年時，其獲客成本僅為10元左右，而到了2021年，其獲客成本已經達到了200元以上。“人口紅利”的結束意味著什么呢？大致上講，就是對于平臺企業而言，除非它找到新的業務增長點，否則要再沿用過去的套路，靠著補貼發展客戶，然后依托網絡外部性實現迅速增長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其次是后發優勢因素。當我們已經“超車”成功，這種優勢也就隨之不見了。比如，我們現在很難再去培養一個類似的金融業務，也很難再去開發一個電商平臺。事實上，恰恰由于我國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在很多相關業務方面都已經做得很好，所以自己反而成為了被彎道超車的對象。

再次是監管環境的變化。盡管從各方面的信息看，針對平臺的專項整改應該已經接近尾聲，在未來的一段時間，監管部門會采用相對溫和的常態化管理。但這并不是說平臺企業就可以完全放飛了。很多在專項整改階段取得的成果，會在常態化監管階段鞏固下來。這樣一來，平臺企業在未來的監管壓力并不小。事實上，如果我們將現階段中國的監管措施和國外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在很多方面，中國已經要比國外更為嚴格了。比如，像“二選一”問題，國外其實很少會專門進行干預，而在中國，這種行為已經成為了一種不可觸犯的禁區。

綜合以上分析，平臺企業的再出發注定不會那么容易。

再出發，平臺企業應該做什么？

面對已經改變的環境，中國的平臺企業要想重現往日的輝煌，甚至趕超美歐的同行，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在我看來，以下幾個方面可能是重要的：

一是要盡快適應監管環境的變化，在新的監管條件下摸索出新的打法。以整改后的螞蟻金服為例，監管條件的變化至少對其產生了兩個重大改變：其一是和阿里體系的脫鉤。其二是“斷直連”，即要求金融機構只能經過征信機構獲取征信數據，互聯網平臺只能和征信機構對接。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改變幾乎是取消了螞蟻在金融機構和用戶之間的平臺地位，將其商業模式直接從雙邊市場打回了單邊市場。在經歷了這兩大整改后，螞蟻過去成功的商業模式已經不可以再沿用。如果不針對情況的變化進行及時的調整，找到新的盈利增長點，那么它要重現往日輝煌恐怕并沒有那么容易。

二是要正視用戶結構的變化，及時調整業務重心。

如果一個平臺還想要達到比較可觀的增長速度，其選擇應該不外乎三個：第一個是從市場的“深度”來要效率。簡單地說，用戶還是那些用戶，但通過更為細致的用戶需求挖掘，讓單位用戶可能產生的價值變得更高。第二個是將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向著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去要客戶、要收益。第三個就是實現從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的轉變，通過為生產企業提供服務來要效率。

從目前看，這三條路似乎都不那么容易走。先看第一條路。向市場的“深度”要效率本質上就是發掘出用戶的潛在需求，但這顯然是受制于用戶的收入和消費習慣的。在現實中，如果一個用戶習慣了類似拼多多層級的消費，引導他去購買精品是很難的。尤其是在經歷了三年疫情后，用戶收入減少了，并且為了預防風險，選擇了更多進行儲蓄。在這種背景下，挖市場“深度”并沒有那么容易。再看第二條路。一方面，平臺企業出海后必然會遭遇到GAFA等國際巨頭，以及地方性平臺的挑戰；另一方面，隨著逆全球化趨勢的蔓延，近年來各國都在不斷增加貿易壁壘，中國企業要走出去，也勢必會遇到很多政策和法律風險。最后是第三條路。由于各大平臺巨頭從幾年前就開始一直宣傳要轉向產業互聯網，所以從表面上看，這一思路似乎很受歡迎，但這卻是一條非常難走的路。因為在具體的產業中，用戶的需求是非常差異化的——比如工廠A和工廠B可能都想進行數字化改造，但訴求差別非常大?；ヂ摼W平臺想再用消費互聯網時代的打法，通過規模來取勝將不再可能。

三是要學會傾聽，學會發現并解決各種矛盾。雖然在當時看，2020年的監管風潮是突如其來的，但如果現在復盤，就會發現其實在監管風潮出現前，已經有很多征兆。在當時，平臺經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后來的監管風潮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這些矛盾的回應。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在現實中，很多平臺企業的成功人士都很習慣于信奉優績主義、企業家精神，樂于將成功歸于自己，但卻不善于傾聽和發現各種潛在的矛盾。對于平臺的長期發展而言，這是不利的。平臺企業的經營者唯有保持謙遜，時刻注意發現潛在的矛盾并及時解決它們，才可能有效避免再次遭到大規模的整改。

支持平臺經濟，政府應該做什么？

而要讓中國的平臺經濟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僅僅依靠平臺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政府也應該動用政策的手段對其進行相應的支持。具體來說，以下幾方面的政策可能是最為重要的：

第一，應當釋放明確的政策信號，讓平臺經營主體吃下“定心丸”。

由于平臺經濟是新生事物，和其相關的政策法規制定要遠遠落后于實踐，因此在我國平臺經濟發展的早期，曾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野蠻生長”。在這個階段，出現了諸如強制“二選一”、“大數據殺熟”等群眾反響比較強烈的行業亂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各部門針對平臺經濟開展了一年多的專項整改。這對于平臺經濟的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是大有裨益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集中、密集的整改活動讓不少習慣了過去“野蠻生長”的平臺經營者很不適應，加之受到社會上一些錯誤信息的誤導，不少平臺企業的經營者對未來的政策走向感到非常不確定。這種疑慮情緒對他們的決策會造成很大的干擾。因此，要鼓勵平臺大顯身手，就必須放出清晰的政策信號，讓平臺的經營者們認識到過去一段時間針對平臺的整治目的在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要抹殺平臺的貢獻、改變支持平臺發展的總體態度。

在釋放相關政策信號的過程中，除了借助媒體渠道外，還需要用好一些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例如，對于一些因不規范行為而遭遇下架的平臺應用在做好整改后及時上架，對于一些因不規范行為而無法上市的平臺企業應當在整改完成后盡快啟動上市程序。所謂“身行一例，勝似千言”，如果可以扎實做好幾個典型案例，那么平臺企業經營者的疑慮就不難打消，信心就不難恢復。

第二，應當盡快完成由專項整改向常態化監管的轉換，建立明確的規則，讓平臺的活動有法可據、有規可依。

和專項整改相比，常態化監管有很多不同之處，前者的目標主要是糾正一些問題，而后者的目標則是要將專項整改取得的成效通過制度化、法治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明確的法律紅線和政策紅線，讓平臺企業在這些紅線劃定的范圍內行事。唯有制定了明確的規則，讓平臺企業清楚地知道了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平臺經營中的不確定性才可能最大幅度得到控制，平臺才能放開手腳做事。

在由專項整改向常態化監管轉換的過程中，有兩個工作重點是尤其需要關注的。一個工作重點是行業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在前一階段，對資本無序擴張的防范一直是整改的重心。這讓不少平臺經營者在實現業務擴張時都擔憂自己的行為未來會不會被納入“無序擴張”的范疇。為了打消他們的疑慮，就有必要盡快出臺明令禁入的“負面清單”，明確法無禁止即可進入的原則。另一個工作重點是對涉及需要多部門監管的領域明確監管權責。在現實中，平臺的一些經營活動可能會涉及多個部門的監管。對于一個問題，可能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法規、不同的執法標準。很顯然，這種監管的交錯會大幅度增加平臺企業的合規成本，并可能讓它們在遇到問題時無所適從。針對這一情況，可以考慮選定一個部門牽頭制定法規和政策，并將監管權限落實到一個部門，盡可能避免九龍治水、政出多門的情況出現。

第三，應當用好產業政策，引導平臺經濟補齊創新“短板”，增強其競爭力。

從根本上講，平臺的競爭力源于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目前，我國的平臺企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科技創新力量，但從客觀上看，其能力與美國的同行相比還是有待完善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芯片等領域，雙方的差距還比較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有必要出臺相關的產業政策，支持平臺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加強基礎性研發，尤其是在一些“卡脖子”的關鍵領域實施重點突破。

第四，應當做好政策引導，鼓勵平臺企業積極賦能實體經濟。

當前，我國消費互聯網平臺正進入“瓶頸期”，而產業互聯網正蓬勃興起，潛力十分巨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應當積極支持平臺企業賦能實體經濟，對平臺企業在新技術、新業態等方面的探索和投資布局給予更大的支持。具體來說，政府應當重點支持平臺企業依托市場、數據優勢，賦能生產制造環節，發展按需生產、以銷定產、個性化定制等新型制造模式；鼓勵平臺企業加強與行業龍頭企業合作，提升企業一體化數字化生產運營能力；鼓勵平臺企業積極為中小企業服務，做好中小企業的數字化改造。

這里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在平臺企業與具體行業相結合的過程中，很容易因利益分配等原因而產生矛盾。當面對這些問題時，政府應當積極協調，努力消解矛盾，而不應偏袒其中的任何一方。唯有如此，才可能引導平臺企業更好地賦能實體經濟。

第五，應該為平臺企業的出海競爭做好服務和支持，做好出海平臺的堅強后盾。

從根本上看，國內市場畢竟是有限的，平臺企業要想發展壯大，最終還要“走出去”。不過，當前世界各國圍繞數字經濟治理的博弈愈加激烈，國際規則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我國平臺企業“走出去”面臨很大的政策壁壘。對此，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做好相應的支持工作，為平臺出海創造有力條件。具體來說，應當積極對標DEPA、CPTPP等高標準規則，依托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國家數字服務出口基地建設，積極推進制度性開放和先行先試；鼓勵平臺企業、行業協會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動、數字貨幣等領域相關議題談判和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國際協調，適時發出“中國聲音”；支持平臺領軍企業和行業協會發起成立數字經濟國際標準組織和產業組織，探索在跨境電商、電子支付等優勢領域，率先形成國際通用規則的“中國方案”。除此之外，對于平臺在出海過程中產生的資金需求，政府應當在尊重市場規則的前提下予以支持?？偠灾?，只有做好了相關的支持工作，中國的平臺企業才能沒有后顧之憂地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結語

在經歷過兩年的蟄伏后，中國的平臺經濟又吹響了再出發的號角。但是，和兩年前相比，很多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因此，要想讓中國的平臺企業重新崛起，就需要平臺企業自身的不懈努力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沒有一個冬天不會過去，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2023年，中國平臺經濟，已經走出了冬天，走在了去往春天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