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濤/文

隨著去年底以來疫情快速達峰，中國經濟重啟在即。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這引發了關于新一輪提振經濟，投資還是消費拉動的討論，兩派觀點甚至針鋒相對。本文擬就此談談個人看法。

促消費與擴投資都是國內大循環的題中之義

2020年底，十九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重要概念雖然于2020年初開始醞釀，但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初，十五屆二中全會指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最根本的是要努力擴大內需，發揮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同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2002年底，十六大確認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的、基本的立足點。

2007年底，十七大進一步明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三次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2012年底，十八大強調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擴大國內市場規模。2017年底，十九大提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

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到“新發展格局”這一概念；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會議提出，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

2020年底，十九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去年底，二十大再次明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并指出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

可見，政策上一直都將消費和投資作為擴內需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存在促消費就不要擴投資，或者反之亦反，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關系。尤其當前在外部環境動蕩不安、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的背景下，堅持促消費與擴投資并舉，有助于增加中國穩增長的勝算。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放在五大重點工作之首，并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同時，還提出要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要繼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今年1月28日，節后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是先強調深入落實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措施，推動財政金融工具支持的重大項目建設、設備更新改造形成更多實物工作量，再指出針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乘勢推動消費加快恢復成為經濟主拉動力，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外貿外資保穩提質。同樣是“三駕馬車”一個都不少。

促消費與擴投資有機結合，共同推動高質量發展

馬克思將社會生產過程分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其中，生產起決定性作用，消費是目的和歸宿，分配和交換是橋梁和紐帶。生產的過程是消費生產資料、勞動力的過程；消費的過程是生產資料、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所以，生產就是消費、消費就是生產。

新發展格局契合社會生產全過程。十九大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主要矛盾的“需求側”，“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供給側”。2020年8月24日，習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我們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過去兩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提及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其實就反映了有效需求和供給均不足的問題。故二十大與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同期印發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下稱《綱要》），進一步明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是促進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并從“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和“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間”兩方面同研究、同部署。

短期突出消費優先是由于這方面的短板和潛力較大

疫情暴發以來，中國經濟復蘇不均衡、基礎不牢固，主要表現為“三駕馬車”中消費欠賬較多。2020～2022年，外需對經濟增長平均拉動0.92個百分點，較2015～2019年均值高出0.86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21.1%，低了19.7個百分點；消費平均拉動2.04個百分點，低了2.17個百分點，貢獻率平均為30.5%，低了32.3個百分點；投資平均拉動1.47個百分點，低了0.95個百分點，貢獻率平均為48.4%，低了12.5個百分點。

適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是去年穩增長的重要抓手。去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1.50個百分點，再度躍居“三駕馬車”之首。今年即便不再突出強調，也不降低其重要性。前述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將擴投資作為持續抓實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推動經濟運行在年初穩步回升的重要任務予以強調。而且，從疫情前后的對比看，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也有提升空間。

近期防疫措施優化、房地產松綁和平臺企業治理取得進展，有助于暢通經濟循環、緩解消費瓶頸。新年伊始，元旦和春節假期國內旅游出行數據超預期回暖，以及1月份PMI指數大幅反彈至榮枯線以上且供需同步改善，均反映前期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快速釋放，帶動經濟觸底回升。從這個意義上講，擴大消費是經濟趨勢的自然回歸，加力擴消費的政策更多是乘勢而為。

值得指出的是，前述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樓工作”納入促消費的政策范疇。這恰恰說明現實中，很多政策同時作用于消費和投資兩端，二者沒有必然區別。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去年底出臺的房地產金融支持16條措施，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本身有利于緩解房企資金鏈壓力、提振購房者信心，促進房地產市場良性循環。今年，有關部門又推出改善優質房企資產負債表計劃行動方案，推動行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過渡。如果由此促成房地產市場回暖，勢必帶動家裝、建材、家電、家居用品，以及房地產中介服務、物業管理等行業生產和消費，有助于遏制或扭轉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連續六個季度負拉動的局面。

不必對擴投資談虎色變，因為即便這是近年來宏觀政策主攻方向，但公共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占比并沒有降低。2020～2022年，社會保障和就業，以及衛生健康支出占比均逐年上升，2022年兩項合計占比22.7%，較2019年上升了3.3個百分點。相反，節能環保、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事務，以及交通運輸支出占總支出之比均逐年下降，2022年四項合計占比22.8%，較2019年下降5.3個百分點（2009和2010年四項合計占比較2008年跳升約10個百分點）。

最終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長遠看，中國促消費有較大潛力。2021年排名世界前20大經濟體，2017~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與名義GDP之比（即消費率）平均值為73.2%，中位數為74.5%。同期，中國消費率平均僅為55.1%，排名墊底，較倒數第二位的韓國低了9.2個百分點，較人均GDP更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印尼和俄羅斯的均值低了19.7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認真貫徹落實二十大會議精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生產更多服務于國內消費，同時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更多惠及全世界，則消費主導中國經濟增長將是必然趨勢。投資是手段，消費是目的。這也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堅持人民立場，增進民生福祉”工作原則的具體體現。

擴大消費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的判斷值得商榷。根據格列寧根大學編制的不變價全要素生產率數據，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中，2015~2019年年均增速為正值的有14個國家。其中，中國年均增長0.18%，美國、印度等11個國家的年均增速高于中國，這些國家2017~2021年的消費率均值為63.6%~81.9%。對中國2008~2019年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變價和消費率取自然對數后做相關性分析，二者為高度正相關0.863。盡管相關性不代表因果關系，但至少我們不能武斷地得出高消費率一定導致低生產效率的結論。

實證結果也不支持高消費率與儲蓄不足、貿易逆差有必然聯系。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中，2017~2021年貨物和服務貿易差額與GDP之比均值為正的有13個國家，其中，中國均值為1.67%，德國、意大利等9個國家的均值高于中國，這些國家同期的消費率均值為63.6%~78.6%。

擴大內需不能指望靠財政貨幣刺激，一蹴而就，而要靠體制機制創新，久久為功。1月31日，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要搞好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堅決貫徹落實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盡快形成完整內需體系，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

（作者系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